《上海文学》海上回眸 | 朱耀华：房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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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上海文学》2011年9月号“海上回眸”


房 子

朱耀华

青春男说，401室的主人在解放前是交际花舞女，她的女儿“野猴子”跟102室在云南插队的大儿子“螺蛳”轧朋友。轧到什么程度？“螺蛳”过年回家睡懒觉，“野猴子”这个小阿妹就坐床头，拉手手而不敢亲口口，盯着他看，一直看到他睁开双眼。看点在哪儿呢？“螺蛳”长着一头鬈毛，呈螺蛳状，还有J形鬓角。
他们说“野猴子”本来想搭讪207室的儿子大卫，但大卫对漂亮女人有点傲慢。有两件事使他们刮目相看：一件是大卫为了捉拿贼骨头从二楼飞身而下，跳得好看，孔雀开屏，展示轻功。另一件是表演大力士。平时不举杠铃的大卫突然来到三楼半训练场地，叫他们加足杠铃“砝码”，又添几十斤重量。大卫不是仰卧举，也不是有过渡的挺举，而是一步到位的抓举。他一声闷吼，举重若轻地将扛铃一下子升过头顶，样板戏式的亮相，几分钟高举而不冒青筋，然后轻轻放下，仿佛他手中的杠铃是易碎花瓶。大卫姓章，1975年我在《朝霞》月刊上看到他的短篇小说。粉碎“四人帮”后他转向儿童文学创作。
广中街道由十几个新村组成，一幢幢三四层楼火柴盒似的公房，基本上是20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的产物。解放思想，改变原来的设计，多快好省，粗放型，卫生间和煤气灶的厨房三四家合用，每个楼层能多住一两户人家。进入新世纪后走回头路，走解放前老路，给这些变为中年的建筑物加层加阳台，改造成每户人家煤卫独用。
我是深有体会的。上抽水马桶要排队，那个内急或内迫，不能往下便只能向上，天天向上，早晨六七点钟体内粪便将溢未溢，到了喉咙口，听见的闲话不免难听难闻，有时甚至臭气熏天。我住在二楼，往下是一楼，向上三楼四楼，每个楼层有两个公共厕所，加起来八个。上蹿下跳，四处寻觅，往往在第八个厕所内才没有“铜像”。奔进去就是长江黄河，一泻千里。爽快呀！痛快啊！1991年，我读过一本《明清文人清言集》，记不清里面是否把释放内急作为人生一大乐子而“不亦快哉”。1997年，某电影厂的一位单身女导演在酒桌上的一句话，我记得蛮牢的，她说，哈哈，一通百通。
有时，晚上也上三楼，走到转角处的三楼半，豁然开朗。楼层挑空，像现在大复式房子的客厅，有五六米高的空间。我的新发现是几个青春男正在那里举杠铃。不是站着，是仰卧举。沪生赤膊躺在条凳上，张开五指说准备好了。伟康与宪法各拿杠铃一端压在他手心上。沪生开始上举，前面三下有点慢，是热身，逐渐加快，三十下过后越举越慢，疲软，接近五十下时面孔变得抽筋难看起来。换人，轮到伟康举重。十多分钟后再换，宪法上场。我人小不举，观举不语，选修课是“比较肌肉”。青春男当中，沪生模子最小反而高举次数最多。举重练出来的胸肌是方的，没有游泳练出来的浑圆胸肌好看。

广中街道的其中一块被四条不通公交车的小马路——广灵二路、广灵一路、广灵四路与沿河的新市路围绕，里面有我先后住过的商业二村和洛阳新村，还有基建新村。这一块的西边广灵一路对面是友谊新村，属于海司（东海舰队司令部）的家属区；南边广灵二路对面是60年代中期建造的只有一排、呈角尺形楼房的石油新村，角尺短的一边临广灵一路。
我站在广灵一路与广灵二路的十字路口。那年我胸前开始有财大校徽，说出来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在等候一个根本不认识的女子。
她按时出现了，与往常一样从广灵二路的西端水电路过来，到了十字路口右拐，沿着广灵一路朝南走去。那天，我终于拿定主意想知道她在哪儿工作。我落后她七八步距离，有点莫名其妙。经过五十二中学、碉堡、广灵三小（母校）、财大后门，她又右拐进了广中地段医院。
不会是医生吧？我在大门口等她，感觉时间漫长，就进去张望。在走道左边倒数第三间的注射室看到猎物，她用目光阻止我，可还是友善。她右手抓住褪到腿根的裤腰，左手遮挡，藏着掖着如含羞草，猎人似的护士在给病人打针。我没有进去，也停不下来，那间没有屏风的注射室是火车窗外的景致，一闪而过。我听得见自己心跳。
十字路口周围有邮政支局，绿色信筒，报纸阅览窗，红色消防龙头，石油新村楼下的新商店。有新商店便有老商店，就像外婆的宁波市里有新江桥便有老江桥。老商店在广灵一路南端靠近广中路的广中新村的块里，我的朋友罗杰住那儿。
我回到报纸阅览窗前，看《解放日报》的副刊“朝花”，心有余悸。1975年，受邻居大卫的刺激和中学语文教研组长朱杰人的鼓励，我开始往十字路口上的信筒内塞自己的小说。屡塞屡退，“朝花”比较客气，退稿的同时奖励我一本张春桥的小册子《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骑缝装订。
一个小学同班、中学不是同班的同学也在看报。跟他打招呼，他却冷笑。我继续看报，他说，你面孔上的黑痣有点触气，不好看，刚才去医院怎么没把它割掉？
我背脊毛孔竖起，一身冷汗。难道他也在盯梢？
他怪怪的，冷不防的眼神有着研究者的专注。我想到了一种毛病，只是随便想想，没把预感当一回事。不幸他后来真的发病了，还是个文武双全的疯子，蛮吓人的。
没有预感的是我姐姐中学里的同班同学，几天前我看到她还是好好的，中午突然开来一辆黑色死人车，在交头接耳的围观中，她光着脚与担架一起被塞进车厢运走。新村的人群久久不散。有人说，她被坏男人吹出洋泡泡了，没脸见人。也有人说，她才三个月的肚子，根本看不出来。
油菜花盛开季节，我应该能看出自己的问题。书上说能发觉自己有心理问题的人，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最后我对自己说：去努力争取吧，下不为例。

下不为例，谈何容易！念头也是头，犟头倔脑，压下去又抬了起来。
之前的中学时代，这种念头怎么抬不起来呢？要求“向上”的女同学将写好的《思想汇报》递过来，我看了便用红字批语或找她们一个个谈心，先抑后扬，更多的是先表扬优点，后指出缺点，结束语：你离加入“红卫兵”还有一步之遥，继续努力！
出好“批林批孔”或“从小粗知马列”的黑板报已经入夜，教室里只剩下一个男生与一个女生，空荡荡，亮出你的思想，谈心而不促膝。我说，你可以先参加班上的理论小组。给她开出的书目有《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和《星期六义务劳动》等。其实，很多地方我也看不懂，理论小组学习时就轮流念我买来的辅导材料。
语文课的作文当小说来写，1975年秋天，朱杰人老师向《少年文艺》推荐我的《尺度》，由于政治口径有所变化而被退回。他叫人用毛笔抄写这篇退稿，贴在校门口的宣传栏上。其他班级的女生边看边议论，长得漂亮的一位指着署名说，这个人的爸爸是报社记者。另一个说，怪不得。我正巧从她们背后路过，搭讪的机会被我自动放弃，但想法是有的：瞎讲有啥讲头，家父只是一个公司小职员而已。
我在中学里是被“向上”的“红代会”和模拟“抗大”的学习班汏过脑子的，一旦不自觉地“朝下”，就会想起《宁死不屈》中嘴边一粒“美人痣”的女游击队员阿费尔蒂达，她在监狱里骂动手动脚的德国男人的台词是“下流”！“法西斯”！
瞎七搭八，扯得再远些。1967年我在广灵一小读书，丁老师初次露面赏了个下马威，他把擦得锃亮的高帮黑皮鞋拎到讲台上，说，晓得   ？揩揩眼晴看看清爽，这双脚头铁硬的皮鞋是我做“上体司”（上海体育界革命造反司令部）时穿的，踢过不少坏人，你们当中的个别人也要识相一点。
丁老师对小男人那么凶，如临大敌，何至于此？他所说的个别同学是否指凸头，我不太清楚。凸头晓得黄老师的秘密。

黄老师笑容可掬，脸颊两只笑涡，手掌背面的指根也凹进去八只，加起来十只笑涡。成年后我才知道女人手上的笑涡或酒窝，学名“富贵窝”。水登兄却说，手小，手背瘦老，掌纹多的女人比较福气。十只酒窝是算术老师，正在教我们加减法，顺便讲一些课外知识，比如在手背上看月份大小。她左手握成拳头，“富贵窝”变为微突的骨节，右手指着第一粒骨节说，一月大；骨节旁的低洼，二月小；第二粒骨节，三月大；第二处低洼，四月小。
黄老师衬衫左右对称的两摊水渍令人奇怪，看不懂。我吃饭喝汤，胸前总是弄得湿答答的，母亲说我漏嘴巴。黄老师可是大人，难道嘴巴也漏？她早间大概喝过豆浆了，上班来不及，喝得太快。但水迹是新的，正漫延开来，每当此时她便转过身去板书，叫我们把课本翻到第几页，布置课堂作业。
小学生们埋头做功课，她趁机身体变矮，矮到讲台下看不见了。凸头人小鬼大，调皮捣蛋，也是好奇，从我身边站起来，猫腰去看个究竟，又蹑手蹑脚回来，发现新大陆似的表情。
琅琅上口的一句闲活很快传开：黄老师，上课挤奶水，挤呀挤。
另几句顺口溜也叫开了，男女同学对叫。天冷，一位家长拿着毛衣在教室门口探头探脑，问女儿冷不冷。放学后，扁头与青豆就跟在那女同学后面大叫，董丽娜，你冷不冷？人家不理不睬，扁头还在哇啦哇啦穷喊，痴头怪脑。扁头苏北人，家里排行老四，他妈妈唤这个小儿子四宝。董丽娜回首反击：大宝、二宝、三宝和四宝，一个都不宝。凸头在一旁笑话扁头，学着新市路河浜的船民口音，叫伲扳艄不扳艄，奈么碰哉！
这与电影里少数民族的对歌、情歌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黄老师和颜悦色，看上去善良。当时，她刚生了一个男孩，对七八岁的小男人不设防。
不晓得凸头从哪里听来的，说黄老师在南京路上被人剪掉过小裤脚管。闲话七传八传，加油加酱加醋，传到黄老师的耳朵。
黄老师在给我们传授课外知识时被自己的笑声打断。明明是笑，却有泪水。她捧腹，板书。“笑痛肚皮”与“笑得流下眼泪”这两个句子，我就是在那时候学会的。
她讲，你们这些小朋友真是好笑，说不懂嘛有一点懂，说懂嘛一点都不懂。这叫什么？她又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似懂非懂”，叫我们跟着她念。
在这里，插入黄老师相隔十年所说的一段话。1978年她已近四十，祝贺我考上大学，共同回忆往事。她说，一帮戴红袖章的中学生设卡检查，蹲下去用老酒瓶塞路人的裤管，塞不进就证明太小，用剪刀在裤脚外侧开个小口，往上“唰”的一声，让她想起布店裁料的营业员。长裤迎刃而解变成高开衩的旗袍。她又说，其实旗袍与小裤脚管异曲同工，都是“四旧”。扫“四旧”的小将们顾此失彼，露出革命者自己的破绽。
再回到1967年。她忍不住地笑了一会，转入正题——闹市区剪行人小裤脚管的现象，发生在去年夏天，正好是她最胖快要生小宝宝的时候。她用手比画着，肚子这么大的人，怎么可能穿那种小裤脚管的裤子呢？她叫我们开动脑筋，好好想一想，想不明白，回去问问你们的妈妈。她用笑声辟谣。
照理事体应该过去了，没想到在丁老师的课上，我们又看见了“上体司”的皮鞋。这次不是放在讲台上摆摆样子，而是动真格的。丁老师换上这双脚头铁硬的皮鞋，叫散布谣言的个别人站起来，要新账老账一道清算。
气氛紧张，倒计时。凸头很不情愿地去立壁角，低头嘟嚷着，太远听不清爽，好像在说，跟侬丁老师不搭界的事体，侬介起劲做啥？侬是黄老师的啥人？这不像是小学一两年级男生的闲话。可能记忆有误。
但是，凸头的另一件事，我肯定没有记错。凸头的邻居看中一个比他小几岁的女生，在班级里是领队捧毛主席宝像的。晚上乘风凉时，邻居教唆小得一点点的凸头从背后去脱人家的花布短裤，凸头不肯做“冲头”，邻居就叫坐在凸头旁边的四宝扁头去脱。
凸头对我说，侬讲扁头戆   ？真的跑上去做这种戆事体了。

1967年秋天，黄老师“笑得流下眼泪”，言传身教。1995年深夜，我一个人睡在苏州河畔的石库门假三层，从亭子间楼上传来温州女人的哭叫——笑声，似乎喜从悲来。
1994年，贵人终于出现了。他从市人大副主任的位置退下来，发挥余热，担任两个职务，一个是中欧工商学院的中方院长，一个是我们杂志社的总编。有一天，我不过是憋不住了，有气要出，几分钟的诉苦和牢骚，李老也在场。言者无望，听者有心。过了几周，李老打来电话，叫我到某处问某人拿房门钥匙和调配四联单。单位和个人的出资比例是二比一。
给我的房子在虬江路与宝山路的拐角，与阿爷的德安里、三阿爷的洪福里隔开好几条横马路，离二阿爷的鸿安里比较近。
我是一只检查肠子的探头，伸进弯弯曲曲、曲径通幽的小弄堂，各种平房奇形怪状，不加雕琢又人为疯长，档次比阿爷们的石库门低，比草棚棚、木板房、铁皮屋高。房间是水泥地，不是可能冒出植物的板结泥土地。
采光不足，各人家的房门大方地敞开着，一只只眼睛张得老大，盯我这个陌生人。没有抽水马桶和管道煤气，烧饭用瓶装液化气。可我已经笑不动了，地段热闹，房间比我想像的要大，能放眠床、沙发、圆台面和写字台，还能跳舞；抬头是阁楼，派对中的个别男女想单独聊天，可以爬木头梯子上去。
吃中饭的辰光到了，我还在空房间里陶醉。
两位端着蓝边大碗的邻居边吃饭边走进来，一胖一瘦。胖的问我，你是房主？我点点头。是你自己住？我点点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这下我不能点头了，也不好摇头。看着她俩，我虚荣心作怪，回答是“为人民服务”。瘦的对胖的笑了起来，饭米屑喷出来。蛮有意思的，她夹筷子的手马上去遮挡樱桃小嘴，而不是在喷饭之前完成这个漂亮动作。
分到房子之前，我曾去看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她住的房子与这儿差不多。我有时怯场，怕麻烦，想不到她胆子比我还小，问道，弄堂里有人看到你吗？我说，没注意。她出去张张，说，你要坐多长时间？
我有点吃不准，慢慢明白过来。她说，弄堂口有几个邻居躺在竹榻上，你要么早些走，要么晚点回去，等邻居们乘好风凉再走。我讲，又不做坏事体，介紧张做啥？她说，你不在这儿住是不晓得的，对不起你了。
我说，以后我跟长脚一道来看你，免得邻居说闲话。她说，这倒是个好办法。
我抽了两根香烟准备告辞，想走又不走的样子。她叫我再抽一根，杯子里的茶喝光再走。我蛮感动的，她晓得我那么热天气那么远路来一趟不容易。她的房间没什么装修，但看上去就是适意，墙上偌大的水粉画，画中的窗外有点像青岛的八大关，看得见风景的房子。她说，你不要看了，与真实的窗外是两回事。我说，人有时候要欺骗自己。
谈着谈着就忘记时间，烟灰缸满了出来。比较尴尬，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这么晚了，那几个邻居还在弄堂口乘风凉，用她的话来说是“路灯下的哨兵”，她补了一句：也可能是他们确实比一般人怕热。她叫我再等等，我说，都是我不好，让你担惊受怕。
我回到家，天蒙蒙亮了，睡到下午才醒过来，记不得那么长时间都与她谈了些什么。她房间的一个角落被布帘（蓝印花布）围住，内藏每天要倒的那种马桶。有客人的时候，不方便真是难以言表。记起来了，她说土分好几种，她喜欢蓝印花布似的土。我在电话里建议她去买个电动抽水马桶，里面有粉碎装置，排泄物碎成粉末状通过下水道排放。不知她后来买了没有，我在装修假三层时买了一只，两三千元。
阿爷说他与阿娘年纪大了，走不动楼梯，想住平房，叫我住他的石库门假三层。
假三层即三层阁，中间高两端低，低处人要弯腰进去，斜顶开老虎窗。我住的三层阁像样些，最低处也有两米多高，南北开窗，南面六扇窗；北边有门，窗子少了两扇。听得见苏州河、黄浦江的轮船汽笛声。
小时候的寒暑假，除了寄居小东门、延安东路或宁波迎凤巷，也在这里住过。姐姐在德安里的历史比我长得多，从出生一直住到小学二年级。她读的河南北路小学是一座庙，叫天后宫，又称天妃宫，比我的广灵一小以及后来俩人共同读过的广灵三小有想像空间。
从三层阁南窗看出去，有南京路上的霓虹灯；近看隐私，人家窗口和晒台；往下看是前楼的屋顶，瓦片檐沟，看不到客堂间前的天井和沤钉兽环大门外的弄堂。闲来无事，我去附近的黄浦剧场和山西电影院，一遍又一遍，复习女游击队员阿费尔蒂达。她从窗口跳出去，在有坡度的屋顶上奔跑，向追捕她的德国男人开枪回击，一只手还吊着绷带。我在揣摸她鞋子里的脚趾头，是否朝下弯曲，脚背佝偻，否则抓地性不会那么好。
还有电影里的地下区委委员达里洛，他穿高领羊毛衫在米娜面前表演吉他，比我学拉的二胡要阳光浪漫。胡琴声怨慕，如泣如诉，不少古人却认为极其淫荡。二楼亭子间唐家小儿子阿五头喜欢倚窗吹口琴，对串弄堂的女生视而不见。
唐家称阿爷朱先生，阿娘朱师母。阿爷阿娘唤唐家唐先生，唐师妹。客堂间底子厚，有红木梳妆台，女主人戴眼镜，长得不难看，也不改嫁，邻居叫她嬷嬷，祖英是她领养的儿子。嬷嬷与三楼亭子间祖芳妈妈是姑嫂关系。
前楼连着隔壁号门的前楼叫双前楼，以那时的眼光来看，大得看不到边。小毛头躺一只只栏圈小床，上面吊长方形木头架子的纸糊大风扇，正反面年画。年轻阿姨时髦，穿的确良短袖衬衫，手中麻绳一拉一放，纸糊风扇来回摆动。大热天，我在前楼托儿所门口张张，都是风凉的。
唐家子女多，亭子间套亭子间，像托儿所一样也可以这只号门进去，隔壁号门出来。我还可以后门进去，穿过灶披间、水龙头、后客堂和前客堂、天井，正门出来。小时候我与姐姐在石库门玩地下党失踪把戏，蛮开心的，其乐无穷。

碰到李老是我的福气，额角头碰到天花板了。他出身于富人家庭，20世纪40年代参加革命。有关他的传说有几个版本。80年代，李老把在美国的哥哥送他的一辆凯迪拉克捐献给了国家。作为中欧工商学院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他解决了学院土地使用权问题，促成许多中国公司对学院的赞助，并将个人存款用于提供MBA学生助学贷款的担保金。
李老让我实现了光棍有其屋的梦想，其细节也是传说。宴会上，邻桌有人过来祝酒，希望李老能帮忙解决工作中的一个难题。李老说，你的事情没有我的重要，我那里有位编辑大龄未婚，住房困难户，你们能否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伸出援手？
那年，李老出了一本新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分析》，在环衬上写下被赠人的姓名，也称我为同志。他经常汏我脑子，他的核心观点是制度改良，而不是根本性的转变。说来话长，不提。深受感动的是他坚定的信念，钢铁般的意志，以及对事业全身心的投入。
他有恩于我，却常常把我的名字搞错，叫我建华。那可是跳高过二米三九的冠军，玩笑开大了。我在他面前提起张三、李四与王五。他说，不记得了。
君子不记被自己帮助过的人。此话好像是孔子说的。
1998年李老病逝。中欧工商学院在校园敬立了李老的纪念铜像。教室楼围成的庭院里，我坐在椅子上抽烟，带来的小男人，眼睛一眨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几米开外的铜像旁边，一位女MBA跟三个男MBA聊天，嘻嘻哈哈，春意秾华。我还带着相机，等待他们当中能有一个转过身去，跟李老也聊上几句。随机概率很小。
花匠说，校园里的红叶李的花期只有七天，今春开得最好。你第一次来就碰上了。我说，在学校书店门口和水池边上只看到李花白，没看见红叶。花匠说，叶子变红要等到花谢以后。
花匠离开后，那位女MBA竟真的跟李老的铜像聊上了。她对男MBA哼了一声，好啊，你们对我都不讲真话。她走到铜像正面，叫他们看石座碑文。
碑文中李老的座右铭“讲真话”被女MBA当作批判男MBA的武器。李老笑眯眯地看着年轻人，铜像栩栩如生。想起李老生前与我们编辑聊天时，引用过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绕口令似的。
小男人找不到玩伴，在我视线之外流窜，一身臭汗回来。他对我长时间坐着不动有点不满，像他的语文老师一样叫我谈谈带他来这里的中心思想。我看看李老的铜像说，他对你爸爸好，你要记住他。小男人问，好在哪里？我说，他给了我房子。
难以启口。我不好意思跟小男人讲，我想把女人勾引到属于我的房间里，也不太喜欢用“我的肉体与灵魂需要一个庇护所”来表达当时对房间的渴望。
房子使我想到了衣裳，领地，碉堡，私家车，老酒瓶，烟盒，茶杯，界线，范畴，缩头乌龟，避孕套，通灵宝玉，骨灰盒。要死快了，乱话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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