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7期期刊要览

alimoon

本期内容提要
推进政治学研究的思考：
知识、话语、逻辑和方法
学术主持人：余逊达
01 知识体系建构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余逊达（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内容提要：
从功用的角度来说，社会科学的知识可以分解为五个层次，即实证性知识，解释性知识，评价性知识，预测性知识，对策性知识。论文以此为尺度，考察了我国政治学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成就。在此基础上，论文认为，我国政治学要想取得进一步发展，须着重加强解释性知识和预测性知识的建构与发展。论文对如何加强这两类知识的建构与发展提出了看法和建议。论文最后提出，除了加强这两类知识的建构和发展外，把以上五种知识全部包含在内的研究也需加强，因为它是政治学研究能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基础。
02
建构、互通与自主：
当代中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建设
杨雪冬（中央编译局）
内容提要：
政治学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我们当下讨论的是当代中国政治学建构和发展是在特定时空框架下进行的。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不是传统政治学、现代政治学，更不是西方政治学、美国政治学。既然历史是不能割裂的，开放是生活的基本状态，那么当代中国政治学就不是从天而降的，也不是原封不动的，更不是照搬照抄、闭门造车的，而是多种社会力量及其对中国政治资源的解读、对政治发展的想象在当代中国这个特定的时空场域中互动融合综合生成的结果，是多种观念体系、知识体系互通对话寻找和音的结果，是政治学人在理论和现实之间将自主性转化为创造力的结果。建构、互通、自主是当代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的三个鲜明特征。
03
面对改革开放：
当代中国政治学的三种新选择
肖滨（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内容提要：
中国改革开放已近40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似乎不尽人意。这与当代中国政治学自身已有的三种选择可能有一定关系。我们不妨称之为“老三解”，即立足于为政策或官员意见辩护的“解说”、着眼于体制转型在理论上开展的“解构”以及满足于检验或论证西方理论而对中国经验事实的某种科学“解释”。为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我们需要做出三种新的选择，可称为“新三解”：一是“解析—阐释”，即在政治哲学领域里强化对基本概念及价值理念的深入分析和精细阐释；二是“解释—创新”，即在政治科学领域里通过对中国经验的科学解释进行理论创新；三是“解决—回应”，即通过贡献政治智慧解决重大政治现实问题，回应政治实践的理论需求。
04
中国政治学的方法论反思
——问题意识与本土关怀
景跃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
内容提要：
中国政治学正面临一种深刻的悖论：学科危机的发生与国家的崛起联系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学的这种尴尬处境也是中国社会科学普遍问题的一个缩影。要理解这种困境的真正起因，必须探究近代以还中国社会科学的发生学逻辑，以及由此导致的多维张力。因此中国政治学的反思必须返回原点，来一个透彻的“洗澡”。论文从现象、价值和文化三个维度依次切入，扼要解析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内涵的三重张力：（1）因果解释与意义阐释；（2）科学性与价值性；（3）普遍性与特殊性。作者认为，当下中国政治学面临的根本挑战来源于价值领域与经验世界之间的鸿沟，而解决或调适这种冲突的根本之道在于重新认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05
共享发展理念的社会主义特质与实践彰显
刘占虎（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内容提要：
发展理念直接关涉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定位及其实践路径。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整体性发展，是新形势下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的战略部署，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实事求是”的方法旨要。共享理念是其中最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质。共享发展是最能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践品格，是创新当代中国发展模式的落脚点和归宿。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澄清人们长期以来对共享理念的非社会主义解读，从整体性上阐明共享发展理念的社会主义有机内涵、基本原则和制度特质，在实现共同富裕、廉洁政治、生态文明的辩证实践中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感召力。
06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污染减排效果研究
——基于浙江省重点排污企业数据的检验
沈满洪、杨永亮（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内容提要：
中国的排污权制度试点多年，但是排污权交易的环境改善效果缺乏足够的深入定量研究。本文在回顾已有的影响企业废水减排效果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排污量和排污费数据，检验排污权交易在浙江省各地区试点过程中的污染减排效果。实证结果证实排污权交易对企业污染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重污染行业、核心城区的减排效果更明显，利用企业排污量为替代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也没有显著改变结果，考虑企业异质性后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估算的结果也支持以上结论。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五点政策建议。
07
浙江省制造业创新综合百强分析研究
兰建平（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
内容提要：
“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的发展新原则，在我省制造业向世界先进领域进军的关键阶段，如何通过选择正确的创新、追赶、跨越的路径、模式和机制，实现从粗放低端制造向精致高端制造、从制造业大省走向制造业强省的目标，成为当前浙江省制造业转型升级工作中最重要的命题。本文秉持“立足百强企业、放眼浙江制造”的研究思路，构建制造业企业创新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对企业进行了综合评价与排名分析，并提出了浙江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法治思维的中国难题
——对《我不是潘金莲》的法学思考
学术主持人：陈金钊
08
“实用”法律观所衍生的悲剧——以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为样本的分析
陈金钊（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方法研究院）
内容提要：
由于很多人奉行实用主义的法律观，因而对法律缺乏足够的尊重和信任。运用法律表现出了随意性，不想用就走上访、闹访之路。当“上访”、“闹访”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以后，直接导致了法律权威的失落。这表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还没有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主要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还存在着诸多的冲突。“我不是潘金莲”本来是一个道德判断，由基层社会组织就可以解决，然而却在现实的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法律制度与信访制度、政府与司法机关之间来回翻转，最终也没有使矛盾得以化解。这既是个人的悲剧，又是信访制度、法律制度，乃至于法治的悲哀。
09
现代法治的“为”与“不为”
——从“李雪莲”的两项诉求说起
陆宇峰（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
内容提要：
电影《秋菊打官司》曾引发“法治特殊论”与“法治普遍论”之争，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有助于重新审视这场争论。对女主角“李雪莲”两项诉求的分析表明，现代法治在特定事务上“无能为力”的表象，是刻意“有所不为”的结果，目的在于“有所作为”，同时要求“不可乱为”。通过不介入某些实质问题、拒绝做出人格判断等自我限制，法治得以在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执行稳定行为预期的重要功能。迫使法律进行不适当的实质考量，引入“合法/非法”之外的第三种价值，不会让法治更加完善，只会损害法治本身。另外，“法律与文学”研究面向戏剧化的文本，可能错失典型的人和事，存在先天局限。
10
上访的“冤屈”、稳定的逻辑与治理的两难
王若磊（中央党校政法部）
内容提要：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可从诸多角度加以解读，最直接也最核心的困惑或许是要追问，一桩小事为何能够借助上访搅动得整个体制不得安宁。影片借此折射出的是古往今来中国国家治理逻辑中一直存在的三个相互勾连的根本问题。首先是稳定的逻辑，其内在于天命观和追求绩效合法性的卡理斯玛权威之中，因此对于统治风险高度重视。其次，维持稳定借助的是乌纱帽的控制，即中央集权体制下自上而下的选官机制。最终，二者背后贯穿的是大国治理中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两难选择，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间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根本困境。上访的难题正源于这三个环环相扣的问题。走出这一困境是一个系统工程，仍需不断探索。
11
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耦合协调度研究——以浙江省11个地市为例
徐越倩、彭艳（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内容提要：
户籍人口城镇化直接反映着城镇化的健康程度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而完善的公共服务体制是人口城镇化的核心要素，与人口城镇化水平和结构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影响城镇化顺利转型的重要条件。本文以浙江省11个地市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2007年以来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之间的关系特征，并发现，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可获得性密切相关，城镇化的重难点在于改革公共服务体制。要改变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和人口布局，关键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和均等化，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配置，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建立结果为导向的公共服务评价体系，加大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评价的影响权重，真正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在地区之间和群体之间的均衡配置。
12
增权理论视角下农民工自组织的
社交增权功能研究
潘旦（温州大学）
内容提要：
因城乡文化、经济差异，农民工群体难以与城市居民建立一定社交网络，从而在群体内部不断扩展社交网络，呈现内卷化特征的社交弱权状态。农民工社会交往内卷化会产生积极、消极两种影响，积极影响是产生内部共同体——内部“抱团”，消极影响是对外部认同的不稳定——外部“抵触”，社交的弱权状态影响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合。农民工自组织可以为农民工群体提供社交信息、社交活动平台及社交技能培训，促进他们与群体内外成员的交流互动，帮助他们建立农民工群体外的社交网络，实现农民工群体的社交增权目标，缩短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合进程。
13
镜像神经元、同感与共享的多重交互主体性——加莱塞的现象学神经科学思想及其意义
陈巍（绍兴文理学院心理学系）
何静（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内容提要：
将个体独特的“在世之在”转译成他们大脑-身体系统的独特运作方式是未来科学研究的一大系统工程与核心目标。为此，意大利神经生理学家维多利奥·加莱塞及其带领的团队开展了一系列“现象学神经科学”的工作。这些工作借助现象学与神经科学的联姻，系统考察了镜像神经元的功能与同感的神经基础，并将之与胡塞尔、斯坦茵及梅洛-庞蒂等的现象学思想交互阐发。按照现象学神经科学的解读，当我们观察到其他活的个体之时，面对的是他们的一整套表达能力。我们与他人之间是一种“共享的多重交互主体性”。观察到的社会刺激的感觉描述等价于观察者所产生的与动作、情绪和情感有关的身体状态的内部表征，就好像他们自己做了相似的动作或体验了相似的情绪和情感。这为现象学与神经科学对于同感的讨论产生了丰富的启迪。
14
“规则意识”八议
高兆明（上饶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内容提要：
本文以宁波动物园老虎伤人事件为背景，基于常识，通过澄清八个关于规则意识的认识误区，揭示规则意识对于自由、法治的重要意义。自由生活内在具有规则与规则意识。规则及其监管漏洞、他人不守规则、贫穷等，均不能成为违反规则的合理理由。
浙学研究
15
20世纪黄宗羲研究的流变和走向
王锟（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内容提要：
百年的黄宗羲研究，大致经历了清末民国、改革开放前及改革开放后三个流变时期。无论是第一期维新派、革命派、唯物史观派、东方文化派视域中的黄宗羲，还是第二期国外汉学家及建国后30多年大陆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黄宗羲的研究，都具有浓厚的政治关怀和意识形态色彩。可以说，这两段时期的黄宗羲研究史折射着研究者背后的思想观念史。而第三期的黄宗羲研究，其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淡出”而纯学术面向“凸显”，黄宗羲研究走向繁荣。然而，繁荣丰硕成果的下面，其缺陷和问题不少，亟待学界反思。
16
“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之建构
梅新林（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内容提要：
从新世纪中西交融的时空坐标观之，当前我国正在逐步走向学科自觉阶段的文学地理学，实际上是一种超越于传统与西方的新的文学地理学，因而可以另行命名为“新文学地理学”。“新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命题的提出，需要我们在推进古今-中西时空超越中实现本土、本位与本原的三重回归，藉此为“新文学地理学”构筑一个安身立命之所，然后以概念、学科、理论与方法为四大支柱，系统建构“新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
17
论核心义在复音词研究中的价值
王云路（浙江大学汉语史中心/古籍所）
内容提要：
核心义是贯穿和统摄词义的一种抽象意义。核心义分析为词汇语义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各类词汇学、语义学的研究都需要核心义的支撑。核心义可以统摄单音词的诸多含义，沟通同源词之间的关系，而且核心义分析在复音词的研究中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凌晨”“摇头”“习惯”等具体实例的阐释，主要从揭示复音词的本义、辨别复音词的古今差异和分析复音词的构词理据三个方面论述了核心义在复音词研究中的价值。
18
文化民粹主义：
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立场
林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
内容提要：
在疾如迅雷的转型时代，民众在启蒙与革命的激烈碰撞中被推到历史前台。新文化运动结束的前后，一种被视为知识分子“现代立场”的文化民粹主义在激进派知识分子中逐渐形成，这些知识分子在思考民族与阶级问题时，建立了一种认同民众、向民众靠拢甚至崇拜人民的文化信念。这一信念的生成是清末废除科举制度、五四新文化运动和20年代工农革命运动三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民粹主义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与自我批判精神，在政治史和文化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但是在其出现的最初时期，这种以民众为中心的现代立场却陷入认知的困境，即一面是知识者主观建构的民众和民众生活，一面是民众对知识者的疏远与隔膜。历史表明，这种认知困境随着民主革命的深入和行动主义的实践得到了某种缓解。
学术随笔
19
中国梦的历史脉络
肖瑞峰（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内容提要：
“中国梦”其来有自，并非凭空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梦的国度，而诗歌则是梦的世界。数量丰富的古代“记梦诗”，是启沃与沾溉“中国梦”的历史源头之一。强国愿景与报国情怀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中华民族的整部诗史中，也是古代记梦诗的核心内容。梳理“中国梦”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凝聚了历代以社稷苍生为重的志士仁人的理想抱负，是强国愿景与报国情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有机融合与升华。
调查与思考
20
传统音乐融入国民教育的现状、问题与路径分析——以浙江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例
来水娥（浙江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
内容提要：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传统音乐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生态遭到破坏，许多独特的音乐类非遗正在快速消亡。本文以浙江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阐述推动传统音乐融入国民教育的重要意义，传统音乐教育在实践中所取得的进展成效、存在问题及导致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如个体“音乐身份”认同问题、社会音乐价值取向问题等，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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