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韩松发表过一篇小说:《看的恐惧》。小说里写到一个新生的婴儿有十只眼睛。年轻的父母感到非常不安,除了难以接受诞生这样一个怪胎的结果,他们也很好奇这孩子眼中看到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有一个科学家上门来,用各种先进的仪器来试图重现这个十目婴儿眼中的世界。最终,电子屏幕上出现了图像,“但不是料想中的室内的景观,而是灰色的、连续的大雾似的东西。这雾时浓时淡,覆盖了整个屏幕”。令孩子的父母最为吃惊的是,科学家的解释是这个有十只眼睛的孩子看到的,才是世界的真相。孩子的父母感到恐惧:假如孩子看到的是世界的真相,那么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呢?花尽了所有积蓄购买的新居,所有那些价格不菲的电器,整个“现实”的生活,那又是什么呢?而世界的“真相”,那一片无边无际的雾又是什么呢?
幸而,这是一篇科幻小说。读者可以有两个选择:我们不必相信十目婴儿眼中所见就是世界真相,因为《看的恐惧》发表在《科幻世界》上,是一篇自我标榜的“科幻小说”,而科幻小说作为一种“类型”文学,通常被看作现实主义的反面,或者说,从我们对文学常规的理解来说,韩松的故事可以不必当“真”。但是,也许有读者会做出另外一种选择。即便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十目婴儿眼中所见的就是世界真相,至少这样一个有关“看的恐惧”的描绘,是否会促使我们去怀疑——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存在的形式、秩序,我们所谓的“现实”感,这一切是否就是无可置疑的?
我以韩松这篇小说为例,是为了提出一个有关科幻文学的选择题:我们可以选择把科幻小说当作一种类型文学——这种见识大概无可非议,或许绝大多数的人们(包括科幻迷和科幻作者),都会这样选择。但当我们这样认为的时候,往往就意味着我们阅读科幻的期待被许多外在于文本的事物规约,而更重要的是,我们面对作为类型文学的科幻,可以安然地做到在价值观上不为所动,那些匪夷所思的情节和情景,被纳入安全的类型文学的抽屉。但另一个选择是,我们也可以把科幻看作一种完全进入未知的文学,它带来的不仅是阅读的满足,而且也有不安、怀疑,甚至恐惧。科幻小说不仅是由外星人、机器人、平行宇宙、多维空间组成的异世界,它也打开了不可思议、神秘莫测、超出一切平凡经验、但依然属于人文想像的层面。这后面一种想像,归根结底,不仅仅是天马行空的猎奇,而是我们生活的世界透过各种棱镜的折射,它让我们看到“现实”中的不见,“此刻”中的未来,“我们”中的他者。
有关科幻的定义,最经典的莫过于达科苏文恩(Darko Suvin)的说法,即通过一种类型化的想像框架,对陌生进行认知,这种思路大概与结构主义诗学一脉相承,从文学形式的角度对科幻的想像做出成规的界定。最近对这种说法提出挑战的,是一本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著作Do Metaphors Dream of Literary Sleep: A Science-Fictional Theory of Representation(《隐喻是否会梦见文学的睡眠:有关表现的一种科幻理论》)。题目当然是戏仿美国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那部著名的小说《仿生人是否会梦见电子羊》(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也即是科幻电影巅峰之作《银翼杀手》(Blade Runner)的原作。这本新书的作者,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年轻的韩裔美籍学者朱瑞英(Seo-Young Chu),针对文学隐喻、现实主义和科幻文学的关系,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看法:科幻文学比起现实主义而言,可能更加是一种高密度的写实;它不是对陌生事物的认知,而是通过隐喻的方式再现我们熟悉的现实,在认知上实现了陌生化的效果(哈佛大学出版社,2012年)。
回到韩松的《看的恐惧》,这篇小说可以说符合科幻小说的类型:非同一般的孩童,超出现实经验的感受,而这些陌生的经验被一种(准)科幻话语做出解释。《看的恐惧》是奇观,是现实之外的异世界。但如果用朱瑞英质疑的眼光来看,我们或许会从《看的恐惧》中看到科幻诗学的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韩松写出的是,我们在现实主义文学话语中无法说出的,是我们在寻常生活中视而不见的。即便我们无从认知“真相”,但《看的恐惧》让我们感到面对“真相”的恐惧。在这个意义上,科幻即便作为一种被类型化的文学,也包含着一种巨大的潜能,这恰恰对我们所有对现实的成见、对生活的麻木、对世界的所谓知识做出了挑战。
《看的恐惧》仅仅是韩松众多作品中的一篇,甚至可能是这些年新兴的科幻新浪潮中不甚出名的作品。它的写作也不尽完美,但它用一种精准的眼光,将“看的恐惧”赋予了科幻色彩。具有非凡想像力的科幻作品,不是让我们感到安然的文学类型,它让我们看世界的目光中带着一种未知的恐惧。不假思索地选择把科幻作为类型文学,我们可以关闭那恐惧的窗口。但如果我们把科幻放在未知的背景中,它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启示录。
韩松常说:“中国的现实比科幻还要科幻。”这样的一种陈述,如果用苏文恩的诗学观点来看待,或许可以是将中国视作一个奇境,非同寻常的人间,长城星球,反过来也顺理成章地认为中国的现实造就了中国科幻的成就。但如果换了朱瑞英的视角来看待这个表述,我们或许认识到的是,韩松以及众多新科幻作家所写的,也许并不是奇境,而是以一种陌生化的表达,来重现我们熟悉、视而不见、不能说出的现实。科幻想像深入中国现实的肌理,表现了在其他条件下不被允许“看见”的景观,在所谓主流的现实主义文学所不能表达的层面,科幻凿开了一些窗口。这也就决定了科幻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在诗学上的颠覆性,它不惮于“看的恐惧”。
二、类型与反类型
即便有以上所说的,科幻小说还是被看作一种类型文学,这几乎是共识。我不知道在中国的书店里是什么情形。在美国的书店里,科幻小说和我们在中国称之为奇幻的小说放在一起,不被当作文学,而是有着自己的领地,紧挨着的就是悬疑小说(我们也称之为侦探小说的类型)和恐怖小说。类型在图书市场上首先是商业标签,但也有文化的意味。被称之为类型的读物,不被当作严肃的文学作品,而是一种消遣读物。但是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某个了不起的科幻作家,会被放在文学类的书架上。上文提到的菲利普·迪克,他不仅有十几部科幻小说被收入到美国图书馆丛书(Library of America,此丛书收入的都是美国最经典的文学名著),而且他的几乎所有作品近年来再版,都是出自兰登书屋旗下所谓专门出版文学精品的Vintage出版社,与福克纳、纳博科夫、奈保尔摆在同样的位置。迪克生前大约不会想到自己的书会从类型书架转移到文学书架上——作为一个被文学界排除在外的通俗文学作者,他艰难而勤奋地为科幻读者写了数量庞大的作品;如今看着他那些印刷精美的图书,我也好奇现在会是什么样的读者来读他的小说——科幻粉丝,还是纯文学的爱好者。
举迪克的例子——碰巧迪克也是韩松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其实我是想质疑把科幻不假思索地当作类型文学的这样一种说法。认定科幻是类型文学,当然也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类型文学?这些年国内对类型文学、类型电影都有很多讨论,似乎更多的是一种期待——我们需要类型小说,我们需要类型片!这样的诉求或许真的带有全球化的印记,跨越不同语言文化、但惊人趋同的图书市场和电影工业,都在要求着文化产品的类型化。当然,这样的说法似乎也忽视了中国文学过去就有的类型,比如武侠、反特,而新近的有中国特色的类型更是层出不穷,宫斗、盗墓、穿越、耽美,许多新奇的名称令人目不暇接。
如果是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当然可以说出很多genre(文类)的道理,其中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形式的因素,从人类学的角度也可以谈论我们何以需要类型文学或者类型电影。在我自己的经验里,有一个算是朴素也最简单的回答,其实是我经常用来回答学生的。我教电影课,第一堂会放五六种不同电影的片段。往往从最流行的电影放起,煽情的音乐、快节奏的剪接、一目了然的表情;接下来再放几个新浪潮或者实验电影、纪录片的片段,几乎没有音乐的提示,剪接也似乎违背视觉的期待,表情更是没有了。前面一种往往确实是好莱坞类型片的一些段落,它带给观众的是期待的满足——比如《饥饿游戏》的一个段落里,女主人公与死去的黑人女孩的家人对视,情感的交流充溢在眼神中,这个过程中,视觉和听觉两方面都会让观众感动,而背后有着对价值观(正义、同情、理解)的满足,这往往是feel good(让人觉得美好)的电影,因为你看到的,是你所愿望的——当然,还需要再问一句,你所愿望的,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而我接下来放的后一种电影,打破了常规。比如侯孝贤一个电影的开头,一只红气球不明不白、不急不慢地在巴黎的街道上飘荡,它不会带给观众符合常规的视听体验,而是让你觉得有些迷茫,有些怀疑,让你必须要想一想,从影像到声音、从情节到价值观,它可能最终做到的都不是让你feel good,而是颠覆艺术的舒适感。
这里是以电影为例,但其实跟科幻的话题贴得很近,好莱坞大抵也是科幻类型片的国度。具有类型自觉的科幻电影,一定要让观众享受,让你感到刺激、快感、愉悦。《星球大战》广受欢迎,但批评家告诉我们,《星球大战》中充斥着种种保守观点,是各类俗套类型的集大成者,当然这或许也正解释了它无以伦比的流行程度。但具有反类型意识的科幻电影,比如《2001年太空奥德赛》,不会给你那关于宇宙、生命和一切的答案,反而要挑战你此前对于宇宙、生命和一切的认识。又比如最近几年的小成本电影《皮囊之下》(Under the Skin)或《机器姬》(Ex Machina),都绝对不会让观众舒服的——非我族类,要如此鱼死网破;更让人难受的,是那种没有归属的身份缺失。
说回到迪克,这个了不起的进入美国图书馆丛书的科幻作家,他违反成规的地方数不胜数。仅仅举个最熟悉的例子:仿生人混迹于人类之中,遭到诛杀。但是为了什么呢?何以仿生人就这样令人深恶痛绝,罪恶滔天?这个情节远远走在了时代的前面:我们恐惧异类,在种族、性别、身份认同、意识形态种种方面,我们恐惧与我们不同的“人”。迪克用仿生人这样的“后人类”形象——那其实与我们一般无二,难以辨识——颠覆了“我们”所谓的正义和主体。
类型与反类型,是个真正巨大的诗学问题,此处无从细说。但至少可以辨明的是,类型以形式的稳定为前提,是维持文化秩序的;任何对类型的反省和质疑,即便不到反叛的程度,也已经是对秩序的一种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