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4月推荐 非虚构 | 彭小莲：记忆的颜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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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16年4月号非虚构栏目

记忆的颜色
彭小莲

紫色的母亲

爸爸妈妈的合影，一直挂在他们的房间里，那时候，他们都是穿着军装的小年轻，部队才开进城，个个都显得朝气蓬勃，精神抖擞。一张薄薄的照片，也不过是一张纸头，却把他们的生命定格在那里，他们的人物关系，成为永远。这样的照片，在他们那一代人里到处都会看见。照片上的背景是黑白的，没有地点，空间可以任意虚构，只给全家留下了时间，为孩子们的诞生展示了证明。不管那军装有多威武，也掩饰不住妈妈的个性，她的朋友都说，妈妈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她像外婆，却没有外婆那样好的脾气，妈妈倔强、说话也冲。那她怎么会穿上军装的？是1937年，抗战一开始，十四岁的妈妈就离开家，参加了“新四军”。那可是一个壮志凌云的小女生？

妈妈是扬州“何园”的后代。今天，建军跑到“何园”时，拿着相机随随便便拍了一些照片，他不喜欢这种庭院式的景色，人工的痕迹太重且门票贵。在进门的铜牌上，写了一点“何园”的历史，说是到1960年代前后，它被收归为国有。这里算是扬州城的骄傲，类似苏州的“拙政园”。这对建军都不重要，不是因为外婆和妈妈的关系，他不会专程来看这些小桥流水。他好奇的是，妈妈怎么会义无反顾地走出这园子？她在新的空间里，随着时间的流逝，为了适应环境，命运和性格又是如何被改变的？
外婆的娘家——何家，是从盐城开始做起，成为苏北一带最大的盐商，然后在扬州发家。直到上个世纪初，上海开埠很久了，和南京城一样开始繁华，何家的人不想再在扬州这样的小地方待下去，于是开始商量分家。一支拿着钱财跑到上海经商，开厂子搞纺织业，买了不少股票；外婆这边的一支跑到南京，主要拿的是安徽那一带的田产。外婆就这样搬到南京城来住了，也许是和安徽的田产有关系，他们和安徽人来往很多，那里的人脉也好，去收租都没有遇到困难。不久，外婆就嫁到了安徽。外公是山东齐鲁大学毕业的，读书人，毕业后又规规矩矩回到老家，在安徽宿松县做小学教员，外公的父亲是宿松县的县长，也是一户乡绅人家。
妈妈是在安徽宿松县，她爷爷家出生的。后来外婆又怀孕了，生下孩子的时候，外婆没说话，内心痛苦极了，又是一个女孩。妈妈多了一个妹妹。外婆从来没有抱怨，但是她私下告诉建军，她命苦！妈妈出生不久，外公去南京办事出差，谁都不会想到，竟然在小旅馆里暴病而死，是牙齿感染了病毒，没有药，立刻转成了败血病，就这么匆匆忙忙走了。妈妈的记忆里没有父亲。
外婆一下成了寡妇，还是被人看不起的寡妇，只会生女娃的女人。这日子在婆家是过不下去的，为了孩子，外婆从来没有想到改嫁，她守寡一辈子。带着妈妈和小姨，外婆回到了南京娘家——船板巷。那是有八进的老式厢房，那里住着四十多口人。外婆和两个女儿，在二进的左厢房里，占了一间小屋住下。妈妈的身份很奇怪，说是下人吧，她似乎比他们要高很多；说是主人吧，妈妈和小姨都不姓何，所以和那些“舅舅”“姨”一起长大的时候，妈妈没有少被人欺负。她们都是属于“吃闲饭”的，两张没用的女孩嘴。这让妈妈从小就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所以她读书特别用功，就是要在何家的小辈里成为最优秀的，不能让人看不起。寒暑假的时候，“何园”的后代，都会跑去扬州，在那里度假。十三岁那年——1936年，妈妈考取了南京最好的中学——南京一中。可是一中也留不住妈妈。日子是在船板巷里与何家人一起过的，外婆也不敢多说话，总是缩在自己的房间里做手工活，她要攒钱给妈妈读书。

1937年日本人打到南京了，外婆让妈妈去安徽宿松逃难，去婆家看看，随后可以带着妹妹一起过来。妈妈和二叔二婶住在一起，二婶把妈妈带去的首饰和一些钱财都骗走了。妈妈年纪小，说是吃住在二叔家，实际上在他家做佣人，每天早早起来洗衣服、打扫卫生，还要给二婶带孩子。妈妈什么都不敢说。就在婶婶生下第二个孩子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孩子很快就死了。按照安徽人的习惯，小小的死婴，是要用芦席裹好，放到城墙根下。当时，穷人家和有钱人家，都是用这样的方式给月子里的婴儿下葬的。但是，夜晚的时候，婶婶想想不放心，总觉得孩子或许还会有一口气。于是她跑去找母亲，让她赶紧去城墙根下看看，要是孩子还活着，让她赶紧把婴儿抱回来。
妈妈虽然是一个初一的学生，毕竟只有十四岁啊，加上日本人已经打来了，怎么敢走夜路。可是婶婶就是那样逼着她，妈妈不敢反抗，黑灯瞎火地上路了。从二婶家走到城墙根下，也有很长一段路，跌跌撞撞地到了那里，只看见寒夜里，黑乎乎的芦席包孤独地散在城墙根下，妈妈上前一看，连手都没有碰一下芦席，她就惊恐地惨叫起来，小孩的脸给野狗撕去了一大半，剩下的一个眼珠挂在外面，似乎看着妈妈，面目狰狞。妈妈撒腿往家里跑，她跑得气都喘不过来，孩子那张撕破的脸，那眼珠子在眼前晃来晃去，最后，已经不是害怕，完全是要窒息了，跑到家门口的时候，她坐在台阶上，嚎啕大哭。二婶跑出来说：“不要难过了，知道他活不成，你看过就心定了。”
妈妈什么都听不见，她就是害怕，好像是自己从死亡边缘回来了。这时候，对这个“家”，妈妈已经深恶痛绝，再不能待下去了。虽然，只有十四岁，她在安徽找到了“新四军”办事处，只是悄悄告诉了外婆，就参军上路了。

妈妈从来不谈她的“光荣历史”，建军也不会想到，妈妈参加革命的动机是因为看见了死婴。没有了解真实时间和空间，人的动机常常是可以重新诠释的。妈妈自己当然不愿意说出真相，也没有一点光荣感。参加革命，真不符合妈妈的性格，她经不起革命的“考验”。1969年春天的时候，妈妈被人家从“干校”送回家了，她病了，最明显的表现，是妈妈竟然在“干校”动手打了“工宣队”，妈妈的病是那种……让建军和家里人都很难开口说出来的病，精神病。中国社会，一直对精神病人有一种歧视，所以本来家里就有问题，妈妈又得了这样的病，建军在院子、在学校、在同学中间更加抬不起头。
妈妈成夜成夜地开灯坐在那里学“毛选”，她完全不能入睡，有时半夜就在那里大声地唱着革命歌曲。白天的时候，她把家里的钱拿出去，跑到街上送给不认识的人。那时候，爸爸的工资停发了，就靠妈妈那一点点收入维持一大家子，钱被她送掉以后，家里人变得更加紧张，稍微值钱点的东西，就想办法东藏西放，绝对不能让妈妈发现。这时候，妈妈就不停地在家里翻找，她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家里的每一个人：“你们为什么把东西藏起来？”“我们这种人家，是不要财产的，我们是无产阶级！”“我们是共产党员！”
时间，就是那个年代，就这么直直地降临在妈妈身上，她别无选择。连医院都不接受她，说她是反革命，不给阶级敌人治病。爸爸被押在“干校”劳改，他想尽办法在私底下找朋友，终于托了关系，认识了精神病院的一个老护士。她非常同情家里的处境，妈妈虽然不能去看病，她就想办法给妈妈开药，亲自把药送到家里。外婆就把药碾碎了，放在饭里让妈妈吃。渐渐地，妈妈终于开始要睡觉了，可是这一睡，又昏昏沉沉地睡不醒，原来已经放大的瞳孔，现在变成呆滞的，因为药物的缘故，四肢也不灵活了，常常拿着碗和杯子，却完全捏不住，动不动就把东西砸碎了。
全家都沉默着，希望妈妈早点恢复。看见妈妈吃药以后脸色都变了，积郁着青青的灰黑色，动作迟缓地在屋子里走动。家里人都不当面谈论妈妈的疾病，但是不知道是从哪些蛛丝马迹里，建军才知道，这不是妈妈第一次发病。

第一次发病是1942年，那时候延安整风结束了，但是整风的精神蔓延到“新四军”，妈妈很快被指定为交代对象，因为她有“何园”的家庭背景，这是大资本家，是官商勾结的资本家，可是妈妈参军的时候，表格上填写的出身是“城市平民”。这是对组织严重的欺骗行为！
妈妈怎么都不能理解，怎么可以把时间和空间割裂？她出生的时候，父亲就是一介小学教员，母亲不过是一个家庭妇女，这与“何园”没有关系！她在“一中”学会的全部能力，就是在她的交代里面，用逻辑把前后的时间、空间的关系说清楚。可是，说得越清楚就越有问题，因为她在那里对抗组织。当组织怀疑你的时候，你就必须跟组织一条心，一起在这些问题上“深挖”。可是这些“知识”没有人教她，在党章里，在新华社的报纸里，甚至是“新四军”的任何带字的政策里，妈妈的理解就是用事实排列，怎么会是给自己添加罪名？如果说不断给自己添加罪名，就可以“从宽处理”，那也是在后来的运动中，人们开始慢慢悟出来的有效“真理”。任何一次检查，谁都是在真实地为自己解释，妈妈要把自己这个黑色的“家庭出身”洗白，让自己回到纯洁的队伍里，让自己也变成纯洁的红色战士。
但是，组织上不会轻易就放过她的家庭问题，在不断地审查中，她的适应性跟不上复杂的要求，怎么解释都是错误的，除非你承认自己欺骗了组织。可是，她解释的目的，就是要证实自己没有欺骗，如果从头就有意在欺骗，她为什么还要解释？欺骗，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利益，她对“何园”没有感情，没有关系，否则她不会离开那个地方。时间和空间都割裂了，她看见的是那个晃动在死婴脸上的眼珠，黑暗中，有人把她死死地拽住，要她抱起那个死婴同归于尽，她拚命地反抗、挣扎，现在她已经无处可逃，因为她正身处“新四军”。
妈妈的神经崩溃了！

没有想到二十七年以后，旧病复发。好在，遇上一个善良的护士，几乎在一个月里，妈妈的病情得到了控制。那是一个分裂的时代，造反派得到消息以后，又将母亲押回“干校”。那样的空间，重新刺激了妈妈，很快又发病了，再次送回家里。这次来势比上次更加凶猛，全家人也跟着陷入恐惧，外婆比谁都更加害怕，她觉得自己老了，赖以依靠的女儿女婿都出问题，以后怎么办啊！冬天来临了，家也变得寒冷了，厕所里的毛巾，夜里的时候都冻住，变成硬邦邦的板块了。外婆的哮喘发作了，整夜整夜在那里喘气，喉咙里发出一阵一阵的“呼啸”声，妈妈被关在另外一个小屋子里，都怕外婆的病情会影响她。一天夜里，外婆没有发出声音，睡得很踏实。清晨，躺在床上的外婆依然是安静的，陪着一起睡觉的大姐很害怕，爸爸还在“干校”，大哥去插队了，妈妈还在生病，外婆不会出什么事吧？于是让建军又骑上了妈妈的自行车，赶到表舅家，表舅立刻跟着建军来家里看看。寒冷的冬天，带着南方的湿气，把寒冷全部粘在身上。大家都不敢说话，屏住呼吸拚命地骑车，似乎这样可以抵御冬天。

表舅拿起外婆的手，脸色变了，他轻轻地说：“她的手都硬了，外婆走了。”那个好脾气的外婆，什么都没有交代，就走了。是她，把钟家四个孩子带大的，可是，受到她影响最大的大哥，外婆走的时候，竟不在身边。建军学着表舅，也拉着外婆硬硬的、冰冷的手，眼泪就滴滴答答地往下落，他撇着嘴，不敢发出声音，怕给隔壁房间的妈妈听见。那是1969年的冬天，他们瞒着妈妈。外婆走了，建军一直记得那个寒冷的冬天。

奶奶的颜色——是深墨绿的

大伯母是1963年去世的，那时候，建军的堂弟才五岁。大伯母是得了肝癌，肚子里的腹水很大，死的时候非常痛苦。因为三年灾害，没有吃的，大伯母身体底子也弱，生了六个孩子，就渐渐地垮下来了。爷爷是1965年走的，大家都说他命好，走在“文革”之前，没有吃到苦；外婆是1969年去世的；1972年，奶奶也走了。那是一个死人的年代，各色人等，都以不同的方式在告别这个世界，家里常常听到死人的事情，那时候的日子没有颜色，没有鲜花，就是听到这些让人沮丧的消息。
爷爷去世时，奶奶给他算了一卦，说他很快就会回来，奶奶悄悄地说，不是他本人真的回来，是他的灵魂和肉身，依附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回来了。那他自己知道吗？他自己不知道，就是快快乐乐又可以再活一世，所以，爷爷必须土葬，不能灭了他的灵魂。这是奶奶关照的。其实奶奶只跟爸爸说，要给爷爷入土为安，其他都没有详细地说，她知道，说多了，这个小儿子会反对的。

周末的时候，爸爸向领导提出申请，借用了单位的吉普，然后和大伯去给爷爷看坟地。车子颠颠簸簸地往郊区开，一直开到雨花台后面的一片墓地，那时候就觉得已经离开南京城很远了，到了那里，跟着一起来的大伯的朋友，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了罗盘，一个像指南针似的东西，对着远处的山峦在那里测试。爸爸一下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哪里是大伯的什么朋友，这是一个风水先生。
爸爸把大伯拖到一边，说：“你搞什么鬼啊，带这么一个人来。”
“妈让他来的！”
“都什么年头了，还在搞这套封建迷信的东西？！”
大伯不再说话，就是低着头站在那里，爸爸很快就打道回府。可是，这在后来“文革”的时候，作为一大罪状被揭发出来，爸爸被批斗得很厉害，怎么交代，都说不清楚。大家都很奇怪，这是谁去揭发了，不会是大伯私底下在报复爸爸？不是的，爸爸心里清楚，大伯人老实，他是一点坏心眼都没有的人。是那年开车带他们去的司机，他虽然坐在驾驶座上，始终没有下车，但是通过车窗看着，他已经看明白了一切。一年以后，他就检举揭发了爸爸的“两面派”行为，什么“忠孝节义”，这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可以做的事情吗？他用党员干部的身份当幌子，干着封建迷信的勾当。

现在奶奶死了。这时正赶上“林彪事件”发生不久，整个国家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像父亲这样没有“历史问题”的干部，很快就被“解放”出来，从“干校”回到机关，当上了“三结合”干部。实际上，就是让他继续做区长。但是，奶奶的去世，给爸爸带来了障碍，奶奶要求和爷爷一样，土葬！
这是奶奶死之前关照大伯的，也是她最后唯一的要求，她知道自己死的时辰，她都给自己算好了，在还有点力气的时候，就把最后攒的钱买了黄贡缎的料子，这比真正的绸缎要便宜很多，但是，只要你不去洗它，面料仍是闪闪烁烁，发出一点光泽。奶奶要光光鲜鲜地走。她还说，如果土葬，会有来世轮回再投人生的，她不知道是否再会遇到爷爷，对这个她不大在乎；但是还有来世，她就要好好做人了。这辈子活得还是辛苦了一点，下辈子会有好报的。
爸爸让建军带话过去，土葬是绝对不可以的！现在，是运动期间，国家提倡火葬，他作为刚刚结合回城的党员干部，必须带头响应。于是，建军骑上自行车去瓦厂街转告大伯。大伯说：“回去，你爸爸什么胆子？这是我最后答应奶奶的，棺材板子，是她活着的时候买好的，奶奶都认可了。”传话去的时候，小屋后院，木匠早搭好了架子，板子给拖到空地上，木匠把板子举起来，凑在眼前，对着有光的地方看，然后放下把它刨平。建军不敢说话，骑了车又往家里跑。暮色降临了，大伯把家里的老式油灯点上，决定加紧完工，不能让爸爸再来干涉。
这次，他们兄弟俩开战了。第二天一早，爸爸就让司机开着苏联的大吉普到瓦厂街来了，大吉普开来的时候，把尘土扬得高高的。瓦厂街上的孩子，从来就没有看见过这样的车，这样的场面。他们不怕吃灰，成群的孩子跟在苏联吉普屁股后面跑，不停地跑，有的被落下了，又有新的人加入进来，车子后面，一直追赶着孩子。一直看见它停在大伯家门口，街上的大人也出来了，街面上围满了人，当爸爸带着建军走下车的时候，围观者自觉地让出一条路，没有人说话，就是那么认真地看着。那时候的建军，已经不是送饭时的小学生，他蹿出了一个头，比爸爸个子还高，他已经十七岁了。看见他们父子的时候，邻居开始戚戚促促在那里议论，建军低着脑袋，像被人拉出去批斗似的。爸爸已经是经风雨见世面的人了，他不管那么多，大步走进大伯家里，家门就让它敞开着，四周的邻里都能看见这对兄弟的战斗。

奶奶还躺在自己的屋子里，已经换上了黄贡缎的寿衣，人直挺挺地躺着，身上什么都没有盖，脚上穿了一双缎子的绣花鞋。脸上和手上的皮肤都已经皱在一起，可是她穿得那么漂亮，寿衣上的光泽，把脸照亮了。老，变得一点都不可怕。原来到最后的时刻，每一个人都是顽固地想留住青春。窗户上围着很多孩子，他们趴在窗缝往里看。屋子里，没有窗帘，报纸糊住了窗户的下半部，于是有的孩子就爬在树上，还有的踩在别人的肩膀上，大家都要看看奶奶是什么样的。
客厅里坐着大伯、爸爸和建军。这里是轮不到建军说话的，第一次看见那么老实的大伯在那里骂人、发火。
“你真是孽子，干得出这样的事，对得起母亲吗？”
“今天过来，你以为是我要摆威风？”
“母亲为我们吃了一辈子的苦，最后那么一点要求都不能满足？”
“是军代表让我坐大吉普来的，军代表代表组织，不同意土葬。”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土葬的！”
“我们现在除了服从组织，没有什么祖祖辈辈的说法。”
爸爸老的时候，说到这事，也是叹气：“有什么办法啊，军代表在那里，你敢不服从吗？我带着你去，就是做给大家看的，要有一个见证，不然又像给你爷爷找坟地，说都说不清。现在好，门开着，街坊邻居都看见，都听见了。”

爸爸和大伯吵架的时候，木匠来上班了，他径直走到后院，看都不看爸爸一眼，拿出家伙就开始刨了起来，刨花在院子里飞舞，爸爸走过去跟木匠说：“不做了！”
大伯大声地吼道：“这是在我家，我说了算！”
“是听你的，还是听组织的？”
“母亲尸骨未寒，你想干什么呢？”
木匠一手举着刨子，一手拿着木板，不知道是继续干活，还是放下家伙。
“加紧干！”大伯说。
“停工！”
那架势，兄弟俩都要开始动手了。大伯家的孩子，那些日子早早就出门，都不敢在家待着。建军躲在墙角边上，就是那么傻愣愣地坐着，为了做一个见证。
大伯也不会真的动手打人，于是兄弟俩谁都不说话，坐下。木匠拿出他的烟袋，点了几朵刨花，开始抽烟。阳光直直地照进院子，可是家里却一片阴霾，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到了午饭的时候，居然有端着饭碗在门外，一边吃一边还站在那里看结果的。爸爸带来了烧饼，从书包里取出两个交给建军，父子俩就那样，就着白开水吃着烧饼，把午饭解决了。大伯气得在那里直叹气，他咕噜噜地喝着自己大茶缸里的茶叶水，也不吃饭，就这么陪爸爸坐着。一直等到天黑，木匠师傅站起身，收拾了家伙，朝大伯走来：“今天是干不成了，我明天还要来吗？”“来！今天的工钱，我会付你的！”爸爸全当听不见，低着头不说话。等到木匠师傅离开以后，爸爸带着建军坐上了苏联大吉普。
第二天，所有的情景再次重复，大伯也不放弃，就是那么陪爸爸干坐着，兄弟俩就用沉默死掐！直到第四天的时候，奶奶的身上，开始散发出不大好闻的味道，大伯让堂哥和堂姐留在家里，用蒲扇给奶奶扇扇子，说那样可以降温，实际上是太多的苍蝇，围着奶奶的尸体在飞。大伯让孩子糊了几碗稀稀的糨糊放在奶奶房间里，苍蝇飞到那里，就被粘住了。等面上粘满了苍蝇，就把糨糊搅和一下，又能粘住新的苍蝇。
爸爸全当什么都没有看见，只要开口，就说：“火化，必须火化！”大家都在等待，等待着什么？谁都说不清楚，至少爸爸坐在那里，大伯就不敢做棺材。木匠不来了，说是等你们兄弟吵明白了，他再来。这种钱，实在是挣得太辛苦。一周到了，该是做七的日子，可是，兄弟都不说话，大伯伤心得一个人躲在二楼哭，老泪嵌在大伯皱皱巴巴的皮肤上，不是那么顺畅地淌下来。大伯看了看窗户，外面的阳光刺眼，楼下奶奶的尸体已经臭了，他在二楼坐着，打开的窗户都会把那股死尸味道送进来。邻居都在那里议论，大伯知道自己败给爸爸了，他必须把奶奶送去火化，否则放在棺材里很快也会腐烂的。

苏联吉普车开回去了，爸爸和建军还是坐在屋里。深夜的时候，司机开着一辆207军用小卡车来了。建军和堂哥一前一后，抬着臭气浓浓的奶奶到卡车上。他们连担架都没有，用一床薄棉被裹着奶奶，凭着自己的力气抬着。大伯在卡车上用扫帚又扫了扫车板，怕弄脏了奶奶黄贡缎的寿衣，他把奶奶安放好，大伯爬下了卡车，建军和堂哥把奶奶送去了火葬场。晚风吹来，吹散了腐臭味，但是，站在奶奶身边，建军还是惧怕，他趴在卡车铁栏边上，当卡车开动时，低低的梧桐树枝，抽打在建军的脸上。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那些红色的情结没有了，心里充满了苦涩，为什么不能让奶奶土葬啊。
夜里，梧桐树的叶子变成深墨绿的，那似乎是奶奶的颜色，有一点亲情有一点威严，还有一点神秘。奶奶的灵魂和着那腐烂的臭味，一点一点往上升。卡车颠簸着开往火葬场，建军趴在车栏杆上大口大口地喘气，他多想像小时候，外婆去世时的那一刻，默默地哭泣，可是现在，他就是哭不出来。胸口堵得慌，几乎是被疲惫压迫着，他不停地喘气，不知道怎么办好。从外婆去世到现在，才过去三年，可是建军已经是一个大小伙子了，在颠簸的卡车上，他发现自己是从童年一步跨到了成年……

五颜六色的家族

奶奶喜欢大伯，但是爸爸一直是她的骄傲，钟家的光荣。爸爸从小就会读书，人也聪明，外面的事情都让爸爸去打点、处理。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抗战开始了，奶奶让爸爸赶紧去大别山看看，如果那里安全的话，全家就去那里逃难，他们管这叫“跑反”。爸爸去探路，挤上了逃难船，上船第一眼就看见国民党的军官太太、小老婆，军官们穿着貂皮大衣都带着家眷也在“跑反”。船舱里挤满了，根本没有空隙，可是这些国民党家属，占了很大地方堆放东西，他们带着金银首饰、细软不算，竟然把马桶都带上了。这对爸爸简直是一个刺激，中国人连命都没有了，他们还要带上马桶，生活还是那么奢侈，这和整条船上的穷人形成鲜明的对比。第一次爸爸看见了贫富差距，原来这个社会竟是如此不平等，说国民党的官员腐败，没有想到是可以腐败到这种程度。那个愤怒，就这么在爸爸心里扎下了根。

1937年冬天，爷爷奶奶和大伯一起“跑反”到大别山的潜山区，等到有人带消息来，说南京城稍微安定时，在1938年夏天，全家人下山回到了瓦厂街。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的年代，各种抗日的工作团在招人，学业结束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去国民党的部队，还是去共产党的部队。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国民党，因为他们是正规军，待遇好；但是，爸爸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共产党，虽然国民政府确实在浴血奋战，可是，像爸爸这样的学生，更清楚看见的是蒋介石的独裁，“跑反”船上那些肮脏的国民党官员，而共产党所有的宣传，都是追求“自由、民主”，为天下老百姓谋幸福。那时候，还听说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那里人人平等、幸福。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一切都是绚丽的，像大浪过后，刷洗了海滩，生活会全部改变。苏联的美好，遮蔽着斯大林的残酷和恐惧，爸爸他们哪里知道这些事情，他们只是用自己的生命去追求美好的理想，追求共产主义，虽然对这些事情的本质，他根本没有搞明白。

当1949年，跟随部队南下进城后，爸爸在南京留下了。这是爷爷奶奶觉得脸上最有面子的地方，那条瓦厂街，当年走出去不少人，有的去了台湾，留在大陆的家里人，就过得很苦；有的国民党里的人留在大陆，那就更惨，是全家人在吃苦；只有像爸爸这样的人，带着“成功”回来了，于是爷爷奶奶有了自信抬头做人了。他们不知道，爸爸的成功，最关键的是，他是从学生到共产党的，历史简单，人生不复杂，没有“污点”。当“新四军”转成三野，爸爸跟着共产党政权一步一步往前走。
奶奶的骄傲，现在想来，不完全是因为“体面”，而是因为父亲，让他们没有吃到运动的苦。在抗战之前，也就是爷爷去“闯码头”的日子里，爷爷也有过很“骚包”的日子，带着一个警卫，不知道他在哪里做了一个小官，于是回到瓦厂街上晃悠了几圈，听奶奶说，爷爷身上还有枪。但是，这个日子不长，当爷爷再回瓦厂街时，早就身无分文了，就和奶奶一起带着全家“跑反”。即使在那个时候，爷爷还在偷偷地抽大烟。到了解放以后，爷爷不再炫耀他的过去，和奶奶一起，他努力掩饰着这一段经历，他们认定自己就是城市平民。也是在1949年以后，爷爷终于把大烟戒了，爷爷说：“新政府是很严厉的。”直到爷爷去世，都没有经历运动的折磨，过上了小日子。爸爸像一圈光环，罩着钟家。

就是那个小日子过得也很拮据。刚解放，爷爷大伯和妈妈家的亲戚都找上门来，希望爸爸给解决工作。因为社会刚走上正轨，很多单位要人，爸爸都帮他们解决了问题，爷爷去看门，大伯去一个小学当会计。但是，好景不长，他们都不适合在体制里工作，那些会议和学习，遇到“三反”“五反”，写不完的交代和检查，即使你没有问题，都会有犯罪感，连大伯那么老实的人，都觉得干不下去了。爷爷和大伯都离开单位，大伯在城边上，开始给农业供销社拉板车，做销售。这一干，就干到他退休。
爷爷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爸爸每个月要负担他和奶奶的生活费三十元人民币，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一笔钱啊。有了这钱，爷爷和大伯家一起过，就变得理直气壮了，顺便还贴补了大伯一家。每月的十三日，爷爷拄着拐杖，穿着黑布鞋，一身利落干净的长褂坐着公交车来了。外婆早就在家里等着亲家来拿钱，在窗户前看见爷爷的身影，外婆就会给建军两毛钱，让他赶紧去巷子口，给爷爷买吃的。外婆拿出小酒盅倒上一杯，放上一小碟花生米，爷爷就进门了。一会儿，建军拿着热乎乎的荷叶包，里面是一小包切好的南京盐水鸭。爷爷乐呵呵地拍着建军的头，然后就在桌子前坐下，嘬一口小老酒吃一小块盐水鸭。建军就会靠在椅子边上，黏着爷爷。爷爷知道建军的小伎俩，于是就会从荷叶包里，取出一小块鸭脖子，放进建军嘴里。这时候外婆就说：“可以了，爷爷难得来。你天天有吃的，管自己去玩吧。”建军吃了一块鸭肉，就蹦蹦跳跳地跑一边去了。爷爷非常享受地吃着，外婆在边上抽着烟看他吃。这盅小老酒，爷爷是可以喝上一个多小时的。时而他们会聊上几句，问问爷爷大伯的孩子好吗，奶奶在忙什么啊；时而，他们也会怀怀旧，外婆都说了好几次了，可是还在说，当年妈妈和爸爸穿着军装进城了，他们先跑去船板巷看外婆，敲门以后，来开门的是老管家，一看是两个当兵的，吓得都说不出话来，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了。再一看，“噢哟，是三小姐啊！”掉头就往院子跑，大声叫着“三小姐回来啦”。
每一次，外婆都会点一下手上的烟蒂，和爷爷扬起脖子在那里哈哈大笑。建军就会傻傻地看着他们，因为，这个笑话他听了无数次了，怎么他们还会笑呢？
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开场，然后爷爷在爸爸家吃了午饭，外婆给爷爷泡杯茶，喝了茶以后，爷爷就会打个午觉。到下午三点起来，谢过外婆以后，拿着三十块钱，用报纸包好，解开自己的裤腰带，把钱放在裤腰的内兜里，然后扎紧了裤带就走了。外婆拉着建军把爷爷送到门口，不停地说：“路上小心了。”“谢谢，留步留步。”“有空来玩！”“会的会的，留步留步了。”

可是到“文革”一开始，爸爸被揪出来了，工资全部停发，全家就靠妈妈一个人的收入维持着，那时候爷爷也去世了，爸爸拿不出钱给奶奶，三十块的故事就到此结束。大伯全家陷入了困境，大伯来问爸爸要钱，爸爸拿不出钱。大伯不相信，说你还有存款呢。爸爸说，存款没有多少，现在也被单位冻结了，一点收入都没有。兄弟俩又吵起来，大伯实在气得走投无路，跑到爸爸的单位里去了，可是一个“走资派”的兄弟，谁都不搭理他。大伯真是绝望了，奶奶没有工作，家里还有六个孩子，就他一个人拉板车，三十五元的工资，怎么活啊。
大伯逼着爸爸给钱，可是真的没有钱啊。家里的家具都是单位的，是公家的。你说，你要什么，能拿的，就拿吧。外婆在大伯离开的时候，把家里大半个月买菜的钱抠出来，私底下塞给他三块钱。

所有“文革”的记忆不论是大伯、外婆还是爸爸妈妈，都成了黑色的，大人在房间吵架的时刻，再也不会顾及小孩在边上，就像院子里的大字报，随时可以贴到墙上，墨汁不知道怎么就可以那么任意地泼进来。那是家里最坏的时候，爸爸和大伯、奶奶一家关系非常紧张，看见大伯来讨钱的时候，建军就往外跑。
一直到后来，爸爸的工资恢复了，又开始接济大伯的时候，关系才有改善，但是那些年吵架说的话，互相的伤害，都在心里埋下了仇恨。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老干部处的车子拉着爸爸去瓦厂街，他还带了一点水果。大伯也老了，正坐在屋门口晒太阳，看见爸爸的时候，他说：“今天怎么有空来家里坐坐啊。”“离休了，有的是空啊。”兄弟俩哈哈大笑起来，大伯接过水果，他们其实没有什么话好说，兄弟俩就是摊开了棋盘，在那里默默地下棋。爸爸棋术很糟，上来就输。爸爸又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再来。
门，还是开着，让太阳照进这老屋，客厅还是泥地，桌子变得更旧了，开裂了，裂缝里有吃饭掉进去的残渣剩饭，大伯也没有精力打点这些。孩子都大了，老大在四川结婚成家了，这老屋变得冷清又寂寞。爸爸的车子停在屋门口，瓦厂街没有小孩来看热闹了，现在到处都是车，时而邻居会往屋里探个头说：“老弟来看你了！”“是啊！”两个和气的老人对坐着，在他们中间就是那副旧旧的棋盘。这是爸爸和大伯最好的日子，他们互相往来，大伯也会坐着公交车去看爸爸，也是坐在那里下盘棋，然后爸爸依然输给大伯。他们嘻嘻哈哈笑着，把棋盘收了。爸爸从来不留大伯吃饭，因为大伯总是说：“回家吃。早点回去，天黑了，走路不方便。”“下次就像爸爸一样，上午来，在这里吃了饭回瓦厂街。”“吃饭不要紧，就是来看看你。在家待着也无聊。”“是，常出来走走。”
大伯和爸爸互相没有走动多少年，到1990年代末那会，爸爸就开始老年痴呆了。大伯是2002年去世的，走的时候，爸爸已经完全不省人事。大伯也老了，不能去医院看望爸爸，但是，兄弟俩没有了积怨，时光过去了，洗刷了照片上的颜色和那些轮廓，但是仔细看看，还是会在老照片里找到细节。人的关系，会因为时光，变得模糊，也会在模糊中看见温馨的记忆，就是在照相机快门闪动的那一刻，那个记忆，就在那里定格了，成为永远。

白色，爸爸的晚年

母亲是1996年去世的，那时候她才七十三岁，按照现在标准看，母亲去世得早了。父亲没有思想准备，人，似乎就在这个瞬间衰老了。
从小到大没有听见父母吵过架，退休以后，他们俩一起上街买菜，一起洗菜做饭，一起看电视，一起看报纸。然后，周末的时候，建军开着他的越野吉普，带上女儿和爸爸妈妈去玄武湖、中山陵转上一圈，现在想来，那是和爸爸妈妈走得最近的一段日子。
女儿很小，整个是个小不点，穿着绛紫色的大襟棉袄，一排小扣子从脖子上斜着弯曲到腰间，最后在下摆处停止。爷爷奶奶都很喜欢小孙女，可是小孙女不要爷爷奶奶抱，她就是死死拉着父亲的手。女儿单纯的目光，像建军照片里的湖水，清澈透明。看着孙女，父亲就有一种满足感，不让抱就不抱吧。
父亲和母亲退休以后，也不雇一个保姆，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他们觉得身体很好，能自己动手还是自己动手好。冬至的那天，南京突然下雪了，这么早就下雪了。爸爸和妈妈说：“你待在家里，我出去买菜，一会儿就回来。”“没事，一起去吧。”“下雪天，路上滑，还是在家待着。不就是买个菜嘛。”因为下雪，菜场上突然就没有什么菜了，空空落落的菜场，地上的积雪变成黑色的，爸爸提着菜篮子很快就转身回家。他敲了敲家里的门，却没有动静，于是他使劲地敲，还是没有动静，可是妈妈在家啊，他就叫她的名字，还是没有人应。那时候，他们住在一楼的平房里，爸爸赶紧跑到外面，扒着窗户往里看，一直转到边上的小窗户上，隐隐约约看见妈妈躺在地上，爸爸赶紧往N大的老干部处跑，学校跑来一群人，把家里门给砸开了，就看见妈妈那样直直地躺着。校医院的医生说，不行啊，因为已经没有呼吸了。立刻通知了救护总站的车来了，那里的医生走下来，翻开妈妈的眼睛，看见瞳孔已经完全放大，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他们做了抢救式的人工呼吸，还是不行，医生说：“是突发性心肌梗死。”

那些日子，是爸爸最艰难的时刻，他走不进家门，所有妈妈留下的记忆都在那里，甚至屋子里还弥漫着妈妈的气息，可是人，怎么就不在了。爸爸是一个很要强的人，他们那一代人视“坚强”为一种很高尚的品质，所以在妈妈去世的时候，爸爸表现得非常坚强，他没有掉眼泪（至少在孩子面前，他从来没有哭哭啼啼过）。当我们恐惧的时候，我们紧紧地和亲人拥抱在一起，当我们怀念的时候，我们长久地注视着亲人的照片，似乎目光的拥抱，也能给爸爸带来最后一丝温暖。
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爸爸很快就病了，一直咳嗽、感冒。他不说话，他不愿意和孩子回忆以往和妈妈在一起的岁月，他什么都不说。父亲离休前的最后十年，1980年代初，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就接到国务院签署的任命书，去N大做副校长，管理后勤。其实父亲心里是清楚的，让他去那里是为了建“中美研究中心”。这涉及到G.L区的地皮，大家都知道他是那里的老区长，人缘好，这事情只有他能搞定。上任了，父亲勤勤恳恳地工作着，但是家里人都知道，爸爸不快乐，他不喜欢去大学工作，那是他完全不熟悉的地方。特别是离休以后，有人说，爸爸是副厅级的干部。爸爸会非常恼火地纠正道：“副厅级，还需要国务院签署吗？”开始的时候，建军不理解爸爸怎么变了，也开始讲究这些措辞，副厅级就副厅级，需要解释吗？你要更正这些地位、名誉有什么必要？这不像过去的爸爸了，怎么老了，会变得如此虚荣？
可是，看见他工作回家后的状态，现在回想起来，建军才明白，爸爸不是要强调那个级别，爸爸是心里有怨气，他找着茬在那里发泄。他不喜欢在学校工作，但是他们那一辈的人，一切都是“服从组织”，再说，做N大的副校长，是对他的提升，有什么可以不快乐的？爸爸自己也说不清楚，下意识里，他更喜欢下到基层，和老百姓打交道。当晚年，爸爸和大伯坐在一起的时候，就看见了爸爸身上的平民气质，他的温和与淳朴。

妈妈去世后，爸爸的沉默，让孩子们都很着急，小姐姐的好朋友听到以后，想把自己的母亲介绍给爸爸，她母亲也守寡很多年了，曾经是做会计的。解放前，在《大公报》做事，上海人，也是读书人，资本家出身。总之，听上去还是挺不错的老派人。孩子们商量以后，征求父亲的意见，是否愿意找一个老伴？女方，是小姐姐好朋友的母亲，这个好朋友，爸爸是看着她长大的，想想也是知根知底的人。于是，答应了。父亲还是那么老派，要求认认真真去民政处办理结婚手续，名正言顺地把女方接进家门。可是结婚不久，邻居看见老太太的时候，大吃一惊，对建军说：“你们这些孩子，在干什么啊？这女的凶得一塌糊涂，在家就是天天跟孩子吵，他们家的子女都受不了，这不，正好就扔到你们这里了。”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邻居虽说是好心，说着说着，还是忍不住要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可笑过以后，又非常同情钟家。家里人都很恼火，关你们什么闲事，爸爸和老太太处得好着呢。其实，家里人是不说，嫁过来不久，老太太就在家里摊开了麻将桌，爸爸在屋子里，听见那稀里哗啦响不停的麻将，在那逼仄的小屋里转圈子，不知道怎么办好。建军回家劝她不要在家里搓麻将，因为妈妈在的时候，家里没有搓麻将的习惯。这下完了，终于开骂了，这一开始，就把整个家庭和爸爸拖向死亡。她嗓门极大，频率高，语速也快。没有人可以插嘴顶住她，你不爱听什么，她就骂什么。爸爸吓坏了，劝建军赶紧走，他在边上听了血压都上去了。后来，小姐姐、大哥、大姐回家，她也是骂，说他们都是看中“老东西”的钱，逢年过节就来骗钱了。原先那么安静的钟家，那么和睦的家庭关系，突然成了战场，兄弟姐妹见面像做贼一样，要约在外面，还要想办法怎么把爸爸骗出来。因为老太太把爸爸看管得很严，怕他出去花钱，怕他把钱交给子女。
当时，爸爸已经搬到N大的院士楼，看见吵架害怕了。老太太吵得四周谁都能听见，爸爸要面子，跟孩子说：“不要回家，不要回家。这样她就没有理由跟你们吵架了。”爸爸自己挪到另外一个房间，尽量不和老太太照面，尽量回避战争，尽量让屋子安静下来。可是，保姆来了，老太太又跟保姆吵，家里永远不能安宁。爸爸出去走走，回来看见老太太在想办法开爸爸的抽屉，想想你这个N大副校长到底存了多少钱？偏偏爸爸是个平民校长，除了工资，没有一分钱的外快。当初来找他办事的人，只要是带着礼物上门的，全都被挡在门外，这是爸爸的口碑和为人。老太太不相信，还是要检查爸爸的存折。
这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爸爸好言好语地求她：“你每个月的生活费，我全部负责。你回自己家住吧。你这样大声地吵架，我心脏受不了。”可是老太太的儿子也绝，就是不让母亲回家，说是户口都迁走了，你都嫁人了，怎么回家住？爸爸说：“那就离婚吧，你把户口迁回去，我依然每个月付你生活费！”听说离婚，这下翻天了，刚逮到爸爸这样一块肥肉，老太太怎么能放手？当着父亲的面，她开始在屋子里找绳子，说：“你要离婚，我现在就当着你的面，吊死给你看。”
外人听见这些细节的时候，都是捧腹大笑，实在是忍不住啊，说是你们钟家中头彩了。可是日子，是要爸爸一天天在那里过下去的。爸爸像得了自闭症似的，听见老太太一叫，整个人就开始哆嗦，他越来越不爱说话。他怕朋友来，他怕老太太吵架，他怕听见她像金属般锐利的摩擦声。不久，爸爸忘记回家的路了，没有想到，曾经那么有权威的父亲，有一天会走丢了。兄弟姐妹都在报警，满街地找爸爸，终于看见父亲坐在离菜场不远的街边，那是他和妈妈常去的地方。

不久以后，爸爸住院了，他再也没有回家，再也没有离开医院，他似乎用遗忘来抵御老太太的折磨。一天夜里，父亲在噩梦中惊恐地叫喊着说：“不能杀人，不能杀人啊！”“我没有罪，我终生为革命献身！”总之他叫喊得非常惨烈，陪夜的建军使劲地摇晃着父亲，他就是在噩梦中半天醒不过来。终于把他摇醒时，父亲张开恐惧的眼睛，瞳孔放大了，呆呆地看着前方，什么都没有说。护士来了，给他吃了安定，护工为爸爸擦去满头、满身的大汗。
建军问他：“爸爸，你现在好点吗？”
爸爸不说话，眼睛渐渐由恐惧变得茫然，依然是呆呆地看着前方。直到这一刻开始，建军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过去总觉得对父母不错，一直关心他们，特别是妈妈，送她去医院，按时给她吃药。可是，看见父亲这样喊叫的时候，他才扪心自问：怎么从来没有和父母好好聊过，从来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从来不知道他们内心的痛苦，更不知道他们的需要。有时，偶然会听见，母亲跟父亲说：“你这一生，总算没有犯过什么大的错误。”爸爸回答说：“是啊，那么多运动，走过来了。”那时候，听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觉得他们特别平庸，真想问爸爸，你走过来了，但是在历次运动中，你作为领导者，你整过人、害过人吗？你怎么没有反思？
可是当父亲这样叫喊的时候，建军才知道，不敢反思，他早就被整治得谨小慎微，他们对上面的指示不敢反对，唯唯诺诺地服从，这样就可以不被人整治。这些，与最初的理想已经相去甚远，这个当初毅然选择参加共产党的小伙子，选择了危险，选择了奉献，最后，他们身上的这些追求，都上哪里去了？人，怎么可以改变得那么彻底？一步一步走过来时，他没有意识，可回头一看，现实已经改变得很多很多，最初的起点，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他们歪歪斜斜地，几乎走到了起点的对面。让爸爸再沿着老路走回去，看清自己是怎么走错的，他会害怕，他没有这个体力，他不会应对，更怕在老的时候，对自己年轻时理想的否定，他不敢面对一个失败的人生。在医院的日子，躺在安静的病房里，噩梦纠缠着爸爸，煎熬着爸爸。

只是有一次，跟爸爸吵架，建军再也忍不住了：“你当区长的时候，给G.L区做了什么？就是修旧了一条街。”那是爸爸最大的业绩，19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上面提出了勤俭节约的口号，为了给城市居民提供就业机会，爸爸在G.L老区，请出了民间的老手艺人，集中在街上，修伞的、补锅的，还有修补脸盆脚盆，连修补衣服、鞋子的，只要和生活用品有关的，那些小店面开得应有尽有。街变得很兴旺，充满了生活乐趣。建军不理解爸爸，他以为“新”以为“大”就是进步，爸爸怎么就会做这些“旧”东西？
建军说得很恶毒，这真是伤了爸爸，他低下头不说话，第一次在和建军争执的时候，爸爸沉默了。在那个时候，爸爸是努力想为老百姓做点事，G.L这样的老区，不能建厂，不做这些手艺活，能干什么？父亲也许不是一个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不是会深刻反思的老一代；但是，现在建军明白了，父亲是一个为老百姓、为城市平民做官的人。他的理想主义落实在日常的层面，他懂得如何与街道、居委会的人打交道，他会认真听他们的意见，然后一点一点改进。

父亲，像一张褪色的照片，变得越来越白，上面的影像都消失了。医院的白色把记忆一起涂抹掉，像显影不足，当阳光照在上面的时候，一切都消失了。爸爸身体好一点时，建军扶着他去院子里走走，爸爸走得很慢，人，是呆滞的。建军问爸爸：“你现在好点吗？”爸爸点点头。“你认识我吗？”爸爸摇摇头。建军说不出话，紧紧拉住爸爸的手，那手心里渗满了汗水。他也把儿子的手抓得很紧，唯恐失去他一样。带着爸爸又走了一圈。人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可是直到这一刻，建军才意识到，生命在于记忆。没有记忆的日子，让人活得失去了尊严。这张惨白的纸头，薄薄的，在风中颤抖着，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变得这么脆弱和单薄。爸爸。
记忆，与其说是对过去的思考，不如说是让未来在延续时，找到依据。

人物生辰年表：
爷爷（1890年—1965年，湖南）
奶奶（1895年—1972年，江苏）
外公（1895年—1926年，安徽宿松）
外婆（1900年—1969年，江苏扬州）
大伯（1916年—2002年，祖籍湖南）
大伯母（？—1963年，江苏）
爸爸（1919年—2011年，祖籍湖南）
妈妈（1923年—1996年，祖籍安徽）
建军（1955年——，江苏南京）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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